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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三明客家祖地民俗及其历史成因

2009-09-24 16:52 | 刘晓迎 |

一种民俗的产生、形成、流传、改变或消失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如迁徙或生活环境的变化,民族间的接触、交往与影响,生活习惯和心理的需要,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变,统治者的倡导和贬斥,社会的趋附与扬弃,与外界隔绝或往来,等等。客家民俗的生成亦不例外,主要是中原汉人、畲人的南下迁徙,与当地土著民长期接触、相互影响所致,即迁徙、生活环境的改变、民族间的接触、交往与影响而形成了客家民俗,并延续至今。

一、土著为闽越族后裔,畲人南下迁入后与其杂处,成为原住民,其中畲人与中原汉人一样同为“外来客”,是客家先民的组成部分。

1、土著当为少数民族之合,早初为闽越族后裔,或称“山都木客”,其后畲姓南下入闽,与其一同杂处,在中原汉人大举南下前为原住民。如岭南称之“夷僚”、“俚僚”;漳州一带称“蠻僚”;汀州、宁化称“峒蠻”;至宋代演变发展为畲族。

战国时期, 即周显王三十五年(公元前334年), 群雄争霸, 是时楚威王打败越王勾践七世孙无彊,越国遗民与闽土族籍居民融合, 形成历史上的闽越族。这一时期, 在三明境域居住的正是闽越族。其后, 秦灭六国, 统一中国后,在闽越故地设立闽中郡, 越王后裔无诸在创立闽越国后被降为“君长”。秦汉相争, 无诸曾率闽中兵北上, 先是灭秦,后又帮助刘邦击败项羽, 被立为闽越王。《将乐县志》载, 西汉时, 东越王在此先后营建乐野宫、高平苑和校猎台等, 作为弦歌笙舞、狩猎游乐的场所。至公元前110年间, 闽西北地区有闽越族人口约20万人。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以为闽越地险阻, 又数次举兵反汉, 故“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”, 大批闽越族人被强制迁徙到江淮地区, 但也有一部分闽越族人逃入深山老林,此即为闽粤赣边地区(含三明地域)的土著民。《太平广记》(卷二七O《李延女》)曾称道说,闽越国时期,将乐县畲家十三岁的少女李寄,为民斩除巨蟒拯救同胞的感人事迹。《太平环宇记》引《牛肃纪闻》记载:“山东采访使奏于處州南山洞中置汀州,州境五百里,山深林木秀茂,以领长汀,黄连(今宁化县)、雜(新)羅(今长汀县西南)三县。地多瘴厲,山都木客叢萃其中”。山都木客即土著民。

唐《通典》①曰:“五岭之南,人杂夷僚”。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曾称:“……居蠻夷之地”②;陈元光入闽,称与“蠻僚”作战15年;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(894年),“黄连峒蠻二万,围汀州”。南宋《漳州谕畲》③记载:“凡溪洞种类不一:曰蠻、曰徭、曰黎、曰蛋,在漳曰畲。西畲隸龍溪;南畲隸漳浦,其地西通潮、梅,北通汀、赣,奸人亡命之所窟穴。……二畲皆刀耕火種,崖棲穀汲,如猱升鼠伏,有国者以不治治之,畲民不悦(役),畲田不税,其来久矣”。

从上所述,东汉以前,闽粤赣边一带土著为闽越族后裔,称“山都木客”。其后,土著族性、称谓复杂,称夷僚、俚僚、蠻僚、峒蠻有之,曰蠻、徭、黎、蛋、畲等亦有之,其畲族之称谓,最早出现在宋代,分布于汀州、赣州、潮州和梅州等地,说明上述地方的少数民族随中原畲姓族人南下入闽后,已经演变发展成为畲族了。

2、晋以后,中原钟、蓝、雷姓南下入闽,分衍清流、长汀、广东一带。现三明地域内有畲民17303人④,主要分布在宁化、永安、清流、明溪、建宁等县。

晋时, 中原战乱, 畲人先祖南下入闽避乱, 与原来匿隐的闽越族人, 此时陆续迁居到盆地河谷地带共同生活。广东蕉岭《钟氏族谱》载,晋代时,有钟朝由江西兴国迁至宁化石壁,后迁长汀白虎村,后裔分衍武平、上杭、漳州、泉州、广东长宁、蕉岭、潮州等地;隋唐至五代时期, 宁化县治平《蓝氏族谱》载,后周广顺二年(952年),有善,字宣,号云谷,自上杭蓝尾驿迁入宁化,后裔分衍清流、石城等地。宁化治平、中沙《雷氏族谱》载,唐德宗建中四年(782年),雷甫(任洪州刺史)因遭谤讼,由抚州迁入宁化,为入宁始祖,后裔分衍清流、闽西、广东等地。现三明地域畲族乡2个,一为宁化治平,一为永安青水(明景泰三年由江西蓝田迁入),具体分布为宁化(5842人)、永安(4461人)、清流(1730人,唐时由宁化迁入)、尤溪(1437人,元末由建宁迁入)、沙县(846人)、大田(741人)、三元(602人)、梅列(569人)、建宁(395人,蓝姓宋初由福州迁入,钟姓元致和元年由福清迁入,雷姓清嘉庆自石城迁入)、泰宁(332人)、明溪(218人)、将乐(130人),另三明市区1171人。

3、自唐末至宋这一时期, 在闽粤赣边地区聚居着由中原或因戍边, 或躲避战乱, 或逃避瘟疫、灾荒, 陆续南下迁徙的中原、关东地区汉人, 他们为生存举家迁徙, 聚族而居, 开山伐木, 拓荒造田, 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园。在这里, 中原汉人沿袭着中原传统文化, 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; 畲人沿袭着自已民族习惯与传统;在长期的相互磨合中, 于宋末孕育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客家民系的经济、文化区域, 其方言、风俗习惯等皆有别于闽粤赣边地区周边其他族群。

《宁化县志》载, 东汉永乐元年(58年)平昌郡管氏从江西南昌迁居宁化水茜张坊。此后, 三国至两晋时期, 亦有大批难民入闽, 如西晋“永嘉之乱”(307—313), 中原板荡, 江左衣冠士族入闽者即有八姓:陈、林、郑、黄、詹、邱、何、胡; 东晋元兴(420—404)更有卢循所领农民军起义失败后, 余部逃亡入闽者; 东晋末年(420年), 黄河流域及关中地区贫民百姓, 为躲避战乱、荒灾, 还有举族避乱入闽, 仅迁徙建安郡(含三明地区)就达数千人。建宁县古谚云:“未有建宁, 先有何姓”, 可以佐证。隋唐至五代时期, 由于历代王朝重视经营南疆, 兼之中原汉民大量入闽, 逐达到一高峰期。据载, 唐开元年间(713—741)福建人口已达60万人, 其中分布在建州(含三明境域)、汀州的人口约有16万人;唐光启元年(885年)正月, 王绪与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、王审邦、王审知三兄弟率光州、寿州数千人渡江南下入闽, 即有部分将兵先后定居三明地域。

 进入宋代, 三明境域内人口发展迅速。如宁化县唐末时人口仅一万多人, 至南宋时, 中原汉人迁入宁化石壁的客家人达61个姓氏之多, 人口由北宋时期(1080年)的1.5万人到南宋宝佑年间(1253年)急剧增加到11万多人, 在这173年中, 人口增加了9.5万人, 这显然不是靠自身繁衍所至, 而是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入明才有可能;这一时期, 泰宁、建宁、尤溪、沙县、将乐等县人口同一原因也迅速增加, 全境域人口达到50余万人。

 

二、客家民系的孕育,肇基于移民生活;同样,移垦社会的历史孕育了客家文化,其客家民俗的形成自然受其经历的直接影响,即由北而南,由平原而山区,由交通便利而与外界交往甚少,故而一方面客居他乡,聚族而居,沿袭着中原固有的传统信仰、伦理、语言、习俗等求生存,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保守状态;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与当地原住民交流往来,直至最后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,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其它族群的独特的风俗习惯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民族间的交流影响。举例如下:

在民居方面,迁徙之初,多是利用当地盛产的竹、木、茅草、树皮等,先盖简易的草屋栖身——类似当地土著的“干欄”式。宁化石壁的“三十六窝(棚)七十二(茅)寮”就是当时历史的写照。待安定之后,披荆斩棘,垦荒造田,求得生存后,方重盖或择地另起泥墙瓦顶的土屋。当人口繁衍、经济发展之后,便沿袭中原先祖所居住过的建筑形式,如殿堂式、城堡等,建造起殿堂式围屋、高层土楼等——沿袭中原习俗。最后,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,在建筑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也产生变化,衍生出客家人独有的民居习俗,如“走马楼”的出现,即是吸收了当地土著民居的优点(靠山、防潮湿、防蛇虫等),一层设计为厨房、杂物间、牛欄猪圈、厕所等;二层多为卧室、仓库等。

在妇女缠足习俗方面,众所周知,缠足习俗始于两汉而盛于南唐,其时南唐所处的年代为公元937—975年,所辖地域为江浙皖赣等江南数省,恰正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(公元317—879年)不久和所到达的地方,而第二次大迁徙(公元880—1126年)也没有超过南唐原来的版图,也就是说,客家先人在盛行缠足的地域内逗留,其缠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当进入闽西北宁化石壁后,一方面沿袭着中原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,“乡无不绩之妇”⑤;另一方面,当繁衍迁移周边乡村后,与畲民的交往日益增多,渐渐地由“客”变“主”,学习畲女参与农耕,以解决生产力低下的困境,于是天足得以恢复,显然是受畲女从不缠足,能从事狩猎、农耕,适应山区生活的影响。

饮食方面,客家风味的传统食品、名菜有许多,如烧卖、大卷、韭菜包、老鼠干、腊狐狸、鱼生等。前三种的夹馅、包馅,原就是北方中原人的习俗,而南方极少见。辞书谓“烧卖”以烫面皮包馅。江南无麦,客家先人发现将熟芋捣烂成泥拌薯粉同样可以制作烧卖皮,且风味独特;“韭菜包子”也是仿照北方水饺的一种变通,即将籼米磨浆置锅内熬成糊状,铲起摊冷搓成粉团,再捏成皮,包馅蒸熟;“大卷”的原料与烧卖相同,只是将芋子換成豆腐。上述变通显然是客家人承传了中原面食的制作工艺并延续发展,只是改面粉为当地物产。后三种名菜都是当地的土特产,是土著民的家常食谱,后来被客家人接受并改进成为客家名菜。

客家酒酿,闻名四方,其味美香浓为任何红黄类酒所不能比及,究其原委,酿酒的酒饼起源于畲家,主要成份为草药。原来畲民采集的酒饼草可以使饭变酒,这一发现使客家先民解决了传统喝白酒的嗜好,学得了这一技术,并加以实践和改进,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客家名酒。

三、客家民俗的形成,有的是中原习俗的强化,有的是入乡随俗社会生活的反映。

如,在婚俗方面,重信义,不重繁文缛节,表现在沿袭“六礼”(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)内容而简化,合并为求婚、送果子、报日子和归亲四项,其原因就是处于不断迁徙处境中,常为温饱所扰而形成。

在建房、筑坟方面讲究方位、风水,沿袭中原传统而又因地制宜。屋场风水常以“村”论,坟地风水以“穴”而论。即地形山势讲究“龙”、“局”、“水”,“龙”主人丁,分来龙、分龙、过龙等,“后龙山”即是;“局”似公堂格局,讲究有旗有鼓,印案兼备,坐镇基地犹如元帅升帐一般气派;“水”为前方水势,讲究不得直来直去,常“筑水口”以关栏,避免冲走财源。而坟墓建筑与住屋相似,即坟后要筑“地坟头”(犹如后龙 山)以接“龙脉”;坟前要铺“地坟堂”(犹如屋前晒坪);堂外筑小埂环抱,两旁分筑摆手,犹如庭院前的围墙、门楼;中立面框,内安石碑,其主体如主屋;碑前有“醮坛”,好比门前“走廊”;碑后砌有大窟窿塟棺柩,有如主屋的正厅;碑侧砌小窟窿供香火,左右对称,好比住屋的“横屋”,屋厅有“天井”,坟头筑“金井”,望去有前低后高纵深感,外观颇似“围龙屋”。

一切用具,包括家具、用具、饮具等,凡要拼合成大块的木板数一定要合“黄道”,其中又分大黄道和小黄道。大黄道为“道远几时通达,路遥何日还乡”十二字,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八、十一字都有“走之”,凡合这些数的就是“吉利”,其原因乃是客家人念念不忘祖居地,不忘返乡,以能走为健康所致。而小黄道为“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”五字,三、四、五字最讳忌,当取一、二字,超过之数以周而复始论。故小黄道常取六、七之数拼门板、桌面,以祈“生、老”;若是床板数(或碑文字数)则要合大黄道,取六不取七(七字没有走之),而碑文用字常取十一之数,合“还生”,虽死犹生,求之不得之意。

因地理环境的改变,在生产、生活中受传统或当地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习俗还有:如脚踏“龙骨车”改为手摇“龙骨车”(因山垄田多而方便频频搬运及安放不占地方)、床设床沿及后档板等(床沿达三四寸厚,方便妇女“坐月子”放置碗筷而设制,究其实乃是放弃北方坑床坑桌而为);祈盼来年富足,通常在入年界(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)后不再吃常年都吃的酸菜、霉豆腐等,避忌“穷酸”、“倒霉”;相反,在除夕年夜饭则讲究吉利,家宴中必有一道菜叫“长命菜”(即整叶芥菜与肉、鸡一道煮食,吃时只可撕成条状,而不可用刀切,取其“长”生不老之意)等等。

作为移垦社会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,其特征十分显现,体现于用具上(包括生产、生活用具)都是就地取材,以方便实用为主。如盆(桶、脸盆、澡盆、猪饲盆、鸡饲盆、饭桶、水桶、尿桶等)全用当地竹钉拼板,不需一枚铁钉;而尿桶安高耳、水桶安中耳、饭桶用端不用提,猪饲盆在盆体上镶入一块带枝丫的长板为耳、鸡饲盆可提可挂等皆是为了方便实用。至于客家人在长期迁徙中养成的对内无间(亲朋戚友)、对外和睦相处(少数民族、原住民),更是外迁客家人得以在异地生存立足的重要习俗之一。

综上所述,延续至今的客家民俗,大体保留了中原传统习俗,在与当地原住民长期相处中,受南北地理、生活环境、民族影响又注入了新的习俗内容,从而区别于闽粤赣边地区周边其他族群。总体上说,正是中原传统习俗与当地习俗碰撞、融合而产生了客家民俗,而后随着客家人的外迁而播传四方。

 

作者:三明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 刘晓迎

注释:

①唐杜佑《通典》卷184,《州郡十四》。

②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。

③南唐福建莆田人刘克荘(1187—1269年)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93。

④《三明市志》截止1992年底。

⑤清《临汀汇考》记载,宁化“……苎布,宁化四乡皆有,乡无不绩之妇……”。

(责任编辑:三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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